再实例化视角下政治文本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翻译可看作一种以源语文本意义为导向的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文章基于再实例化的视角,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213则标题的英译,探讨了译者选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完成译文的语篇再生和意义重构。研究发现,译者综合采用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手段、改变耦合模式等策略和方法,合理选择了译文的词汇语法形式,具有突出的受众意识,以更好地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表述特点,进而完成跨语际再实例化,实现了译文标题的语篇再生,做好内宣话语向外宣话语的转换,助力提升译文在目标受众的接受度,以达成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的顺利传播。      

地方工科院校课程育人现状、问题与对策 ——基于盐城工学院的调查

课程育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基于对地方工科院校课程育人现状调查,全面分析课程育人的现状和不足,提出了提升课程育人实效的五种策略。健全体制机制,营造育人优良环境;完善育人体系,推进全程育人同向同行;关注教学过程,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强化课程建设,提供优质资源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忍辱、逃离与流浪：论《微物之神》的女性创伤书写

运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来解读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获奖作品《微物之神》,剖析了小说中三代女性所遭遇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将宗教、阶级、性别和创伤主题有机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不仅仅是个别女性,更代表印度女性的整体创伤记忆,同时也表达了印度广大女性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期待改变的强烈愿望。     

中华书局版《四书章句集注》点校释误(二)

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的点校存在问题有三:一是由于对引文疏于上溯原文的考证,导致对引文及引文中的引文界定不清;二是朱子在注解《四书》的过程中,非单纯甄别、选用原文,他在对原文进行择选后又加以精心改动,附以点评,对于朱子点评部分书局版并未加以区分;三是还存在漏加前后引号及引号标记错误、漏加书名号及书名号标记错误、专有名词标记错误等问题。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在小国的保护研究

在推进“一带一路”中,中国在小国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海外利益均面临风险,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看,对小国尚存错误认知,人文外交总体规划待完善,也存在着企业或个人的不规范行为;从外部看,“一带一路”沿线小国的脆弱性、对外依赖性及边缘性特征导致中国的海外利益遭受风险。中国应根据海外利益的具体风险状况及遭受风险原因制定措施,从自身出发,纠正对小国的错误认知,建立小国专属投资政策,增强针对小国的避险意识,开展有效宣传以改善中国形象;针对小国特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增强对小国的战略惩戒能力。从而有效保护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小国的海外利益,并为沿线小国稳步构建命运共同体服务。     

互联网思维与HRBP模式创新

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可。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纷纷转型升级谋求生存与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支持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也必须寻求新型模式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在介绍HRBP模式基础之上,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进一步厘清HRBP模式的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然而,企业在实施HRBP模式过程中存在HR人员角色定位模糊、缺乏配套措施支持与HR人员胜任力不足难点,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提出融合互联网思维的HRBP模式,分别融合用户思维、平台思维以及迭代思维解决HRBP模式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从而促进HRBP模式创新与发展。     

现实与观念：柳青《创业史》现实主义缺陷试探

柳青《创业史》 的现实主义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绝对肯定与歌颂,一是根据阶级属性进行人物塑造。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对现实的真实表现让位给了作家秉持的观念。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关键之一。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当现实与作家的观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应让现实屈从观念,而应按现实的本来面貌进行描写。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寻父主题

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对精神之父的寻找同时也印证了整个社会对“父亲”的需要。而“父亲”在更广泛意义上是指一种精神信仰,一种外在社会关系和传统道德标准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家庭这个窗口窥视了整个俄罗斯大社会的风景,从德米特里最终的被救赎到伊凡的道德皈依再到阿廖沙对宗教的笃信,我们看到了几兄弟在“寻父”的道上走着不同的路程,却都达到了同一终点。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